在封建社会里，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既不能说出来，更不能原样写出来，这就是避讳。

《左传》“周人以讳事神，名终将讳之。”这是避讳的开端。避讳主要分公讳和私讳，帝王、帝后、太子及宗室人等的名字，举国上下均须避讳，这是公讳。一家之尊长，在一家人中均须避讳，这就是私讳，也称家讳。还有的是地方官员要求僚属和百姓对其本人及其祖宗的名字避讳，这可说是避官讳。

按《颜氏家训》的说法，凡避讳的字，须用文义相同的字来代换。并举例说，齐桓公名白，连玩樗蒲时的五白也改称五皓。周厉王名长，对琴的长短改称修短。随着改朝换代，避讳的字日多一日，愈来愈是复杂，牵动了各个方面。

因避讳改变地名的事，历史上比比皆是。汉文帝名恒，把恒山郡改为常山，其后恢复原名。唐穆宗又名恒，改恒州为镇州，恒岳改为镇岳。再度恢复原名后，又遇上宋真宗名恒，又把恒山改为镇山。隋炀帝杨广即位后，有二十六个有“广”字的州县改名。宋太宗即位后，有二十五个有“义”字的军、州、县改名。

不仅州县改名，连一些宫殿也要改名。如唐中宗名显，把显德殿改为章德殿，显政殿改为昭庆殿。因避讳改官职和封号的，也是屡见不鲜。如汉武帝名彻，改彻侯为通侯。唐高宗太子名忠，把中郎将改为旅贲郎将。

因避讳改人名的那就更多了。如唐宪宗初名淳，后名纯，韦纯改名贯之，韦淳改名处厚。姓淳于的就更倒霉了，只好去掉淳字改姓为于。

为避讳改名，对久已死去的人也不放过。如汉景帝名启，改微子启为微子开。修《后汉书》的范晔之父名泰，在写《郭泰传》时把泰写作太，到后来范晔本人也遇到避讳改他的名字。因为清圣祖名玄烨，便把范晔改名范蔚宗。

为避讳活人改名、死人改名，连神也得改名。如道教崇拜的真武大帝，北方之神，原本是玄武大帝，因为赵宋的始祖名玄朗，把玄武改为真武，这位神也只得向人间帝王让步了，流传了数百年的《千字文》开首的“天地玄黄”也只好改成“天地元黄”。

除人鬼神为避讳改名之外，动植物也要改名。汉吕后名雉，改雉之名为野鸡。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，把虎改为兽、武、豹或彪。长山药原名薯蓣，唐代宗名李豫，民间改称薯药。至后宋英宗名赵曙，又把薯字改为山字，至此薯蓣二字尽被改掉，留下一个化名。

为了避讳，一些文件、文章的名称也要改变。武则天名曌，嫌诏与曌音近，改诏为制。苏东坡的祖父名序，在作序时常改序为叙。在《鸡肋篇》中还记载了唐人冯宿，因父名子华，当让他去作华州刺史时，因避父讳而不拜。至于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的田登作郡，手下的吏卒只要提到登或灯都要受鞭笞，因之一州之中都把灯称为火。上元节放灯时张榜揭示“本州依例放火三日”，这就是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的千古笑话。这是避官讳的例子。

到了金代，又出现了避圣讳的说法，“明昌中，詔周公、孔子名俱令回避。又诏有司，如进士名有犯孔子讳者避之，著为令。”（《金史》）直至笔者童年时，还是把“孔子姓孔名丘”读为“名某”，“孟子姓孟名轲”也读为“名某”。

避讳对阅读古文献带来很多不便，有些书籍中作缺笔处理，对避讳字少写一笔，这还容易看出。有的人名、地名的改变，如果手头没有足够的工具书就不容易查明。又如唐代碑刻中把干支纪年的丙改为景，清乾隆时把明代弘治的年号改为宏治，不熟悉的人即使查工具书也难找到。在清代王昶编的《金石萃编》中，把避讳字刻成庙讳二字的合文，这就更要按文义在清代嘉庆以前的讳字中去查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