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太原晚报》1992年4月7日第三版载有《郭有道的三种碑拓》一文，文中说郭有道碑拓本有三种，一为傅青主所书，一为吴大澂所书，另有一楷书本。并说“从张彦生著的《善本碑帖目录》看，《郭有道碑》傅山本为真品，吴大澂本为真品”。读后感到有些概念不很明确，为此也谈一谈《郭泰碑》。

郭泰字林宗，后汉时介休人。由于其学问渊博，善于谈论，在当时的仕宦文人中影响很大。一次从京师返乡，河边送别的车竟达数千辆。有人曾举荐他为太常、有道，林宗不愿仕进，一概不应，然人仍称其为有道。死后蔡邕为作碑文，蔡邕对人说，“吾为碑铭多矣，皆有惭德，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”由于其本人的名气，加上碑文是蔡邕所作，故其碑自古就很受人注意，因其名字或身份，称《郭泰碑》、《郭林宗碑》或《郭有道碑》。但是这样有名气的碑刻，在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和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中却无记载，可见在北宋或其以前就已亡失。

由于对郭林宗的崇敬，或者是别的原因，对此碑的重刻者，屡有出现。明人赵崡《石墨镌华》载：“此碑在介休县，余邑人王正己曾为其县令，余从其家觅一纸，乃正己重刻者”。赵崡为万历时人，可见当时就已有重刻本。清人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中说：“按此碑今日所传拓者凡有二本，乃近人傅青主（傅山）、郑谷口（郑簠）所重书”。傅山书者后有跋文，云是从“汾阳曹孝廉伟得一本”。郭子章重刻《郭林宗碑》跋中云“介休王尹正己访于汾故家得”。这两个重刻本后人的评价虽都不高，但嘉庆时王昶的《金石萃编》中，则是收录了傅山所书者，可见傅山所书比郑簠书者较强。

据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所载，山东济宁曾利用汉画像石背面，翻刻过《郭泰碑》，把所刻篆书碑额及碑文故意凿损以作伪，文中的“泰”字作“太”。晚清吴大澂也翻刻过《郭泰碑》，也是把“泰”作“太”。吴大澂的跋文中称有崇恩本、方朔本，同为刘镜古藏宋拓本。刘镜古是山西盐商，久居济宁，可是济宁刻凿损字本，也是从刘镜古藏本摹出。刘镜古的两个藏本是否真属宋拓，从“泰”字作“太”就颇值得深思。在《后汉书》中确实是作郭太，泰与太古虽相通，但唐李贤注《后汉书》时即指出，因撰《后汉书》的范晔之父名泰，为避其父讳改泰为太，果真如此的话，其刻本上作郭太，正是误从《后汉书》而来。加上宋代欧阳修和赵明诚都没有见到过此碑，而刘镜古竟能得到两种拓本，不能不令人怀疑。

从以上情况看，现在能见到的《郭泰碑》拓片，不是另书重刻，就是摹勒翻刻，都不是原来的汉碑拓本，只能说是某人书或翻刻的《郭有道碑》。如果说某某本是《郭有道碑》真品，是不确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