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的砂器久负盛名，提起砂锅，人们首先会想到平定县的砂锅，不仅在市场上有名，还被编入快板，唱进了民歌。至于翼城砂锅、阳城的大型砂锅，也都各有名气。潞安府的砂锅人们很少提到，但在明代却是贡品。当时砂锅的质量究竟如何，无从查考，但其进贡时包装的昂贵，可以说是创造了包装史的记录。

在明代曾做过山西巡抚的吕坤在《请停止砂锅潞绸疏》中，反映了这样一桩事实，明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5000个，四十年坐派15000个，万历十八年坐派19500个。开始是用荆筐担运，共费银五百三十两一钱。到嘉靖四十年，朝廷下文指定要用红柜装封、铜锁钥、黄绳、黄杠，连同人夫等运费共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，这样包装运费就达到砂锅价的二十一倍多。到万历十八年，朝廷又发文，要用净棉塞垫，当时潞安府不出棉花，还需到河南采购棉花，这一来包装运费共用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，达砂锅价的二十五倍（原称二十八倍）。

从这种包装逐步升级的情况，就不难看出坐派潞安府砂锅，实际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明代宦官弄权，县官与宦官内外勾结，巧立名目，横征暴敛。按《明会典》丛录，山西并未列入进贡烧造品之列，可是为了搜刮民财，竟然不顾有无定例，而且在包装上大做文章。一万五千砂锅这样一件小事，就有红柜、铜锁钥、黄绳、黄杠、净棉等超过砂锅价二十八倍的物资可以中饱私囊，人民之苦可想而知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