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石鼓文》是因刻在十个类似鼓形的石上而得名，又因文中记述游猎之事，亦名《猎碣》，也有因其发现时的地点，为春秋时的“雍邑”，故又名《雍邑刻石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。虽然古代的法帖中，有所谓夏代的《岣嵝碑》①、称为周代的《延陵季扎墓碑》②、《比干墓题字》③和《周穆王刻石》④等。其时代的讹误随金石学的发展，用文字学的眼光自易辦识，早己证明不足置信。惟《石鼓文》的时代，虽然众说不一，为先秦文字久己确认。从唐初在天兴（现陕西凤翔县）三畴原发现以后，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历代学者多有论述。有的从历史方面研究，有的从文学角度研究，有的从文字音训方面研究，更多的是对书法艺术方面的研究。

《石鼓文》的书法艺术，确实是不同凡响。其用笔劲健而蕴籍，挺拔而厚重，刚柔相济，骨肉匀停。结字“促长引短”，修短适度，方中见圆，转折得体，端正倚侧，各随其宜。章法上行列匀停，疏密得当，气势连贯，节奏和畅。总的感觉是，庄重浑厚，朴茂雄强，苍劲中见秀润，严谨中有生气，使人顿生敬仰之心，叹为观止。

由于《石鼓文》惊人的艺术魅力，使古往今来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，都对之做出了很高的评价。唐代著名书法评论家张怀瓘认为 《石鼓文》就是史籀所作的籀文，他对史籀的评论，就是根据《石鼓文》做出来的，在《六体书论》中说：“若鸾凤奋翼，虬龙掉尾。或花萼相承，或柯叶敷畅。劲直如矢，宛曲若弓，铦利精微，同乎神化” ，在《书断》中把“史籀”列为神品。

著名诗人韦应物见到《石鼓文》的书法精绝，在其《石鼓歌》中，径直就认为是“宣王之臣史籀作”。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，在他的 《石鼓歌》中赞曰：“鸾翔凤翥⑤众仙下，珊瑚碧树⑥交枝柯，金绳⑦铁索锁纽壮，古鼎跃水⑧龙腾梭”⑨。因而想到 “荐诸庙比郜鼎⑩，光价岂止百倍过……诸生讲解得切磋”。同时也想到太学如能拥有这样的书法瑰宝，可以“坐见举国来奔波”。

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说：“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，非后人所能赝作”。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中说：“石鼓文字画奇古，决非周以后所能到”。明代擅长篆书和篆刻的赵宦光说：“石鼓文信体结构，自成篇章，小大正欹，不律而合，至若钩因纷披，作云舒卷，依倚磊落，如危嵒乍阙，施用无定方，立旁有成法，圆不至规，方不至矩，可摸者只三百余言，遂为书家指归”。康有为说：“石鼓文如金钿落地，芝草团云，不烦整裁，自有奇彩”。

古人对《石鼓文》的评论，最重要的方面是在书法中的位置和对书法发展的作用。《书断》中赞日：“体象卓然，殊今异古，落落珠玉，飘飘缨组，仓颉之嗣，小篆之祖”，肯定了在篆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苏东坡也作了《石鼓歌》，指出“上追轩颉相唯诺，下揖冰斯同鷇鹁⑪”，同样看到了在篆书发展中的过渡作用。而陆九龄的《复斋碑录》中则说，“石鼓文观其字画奇古，足以追想三代遗风，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”。《书断》中还提到“亦所谓楷隶曾高，字书渊薮”。宋人陈思在《书小史》中也同意这种提法，进一步认为《石鼓文》对书法发展的影响，不是仅在篆书方面，对后来隶书和楷书的发展，也有其深远的影响。

《石鼓文》和西周金文比较，明显的特点是由圆的结体，转变为方中见圆；由写中间画，成为规范的书写，面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。但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，《石鼓文》虽有变化，却是在西周金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继承了优秀传统，变而不乱。

石鼓文的迁徙及拓本

《石鼓文》从唐初发现后，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，而是散弃在陈仓之野。开元年间(713~741年)张怀瓘著《书断》时，虽已注意到其书法的价值，但到元和初(806年)韩愈做国子博士时，向祭酒请求移入太庙，还是没有得到批准，依然是遭受着“牧童敲火牛砺角”的破坏，和风吹雨打的自然风化。元和年间(806~820年)凤翔节度使郑余庆才置于凤翔孔庙，后来却丢失了二鼓。宋皇佑四年(1052年)向传师从民间找了回来，己被凿为石臼。大观二年(1108年)迁到汴京国学，却又不适当地用金嵌其字。靖康二年(1127年)金人又迁到燕京。元大德十一年(1307年)由虞集迁到国学。清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清高宗见石鼓漫泐，才让立重栏保护，并仿刻了十鼓。经过多次搬迁，加上自然风化，使石鼓的文字越来越少。

石鼓的字数，钱泳《梅溪丛话》说“全文为六百五十字”，马叙伦从字句和格式推算，为六百五十四字。唐大历十年窦蒙注《述书赋》时（775 年）提到“岐州雍城南，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。”没有讲到当时有多少字。韩愈在《石鼓歌》中则说“年深岂免有缺画”。北宋欧阳修见的是四百六十五字本。到元至元时，尚存三百八十字。后来只留下二百七十二字，其中的一鼓已没有文字。过去最好的拓本，是浙江鄞县天一阁藏北宋拓四百六十二字本，咸丰十年(1860年)毁于兵燹。阮元(1764~1849年）曾有摹刻，置于杭州府学。道光时锡山安国后人折售天香阁，从梁上得《石鼓》十册，其中三册以《先锋》、《中权》、《后劲》命名者，都是北宋拓本，比天一阁藏宋拓本多二十九字。现在影印出版的，多为此本。

石鼓文的时代问题

《石鼓文》的时代，在唐代可以说是没有争议。张怀瓘在《书断》中认为是“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”，在多处把《石鼓文》认为就是史籀所书《籀文》。他的论据，主要是根据《汉书艺文志》中的“史籀篇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”⑫，以及《说文叙》中的“宣王太史籀，著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异”。当见到《石鼓文》这样精绝的书法时，就归之于史籀，正如《集古录》中说的“非史籀不能作”是一样的心情。

主张为史籀所书的说法，在早期的研究中，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宋代郑樵在《通志略》中，认为应在秦惠文王之后(前310年)始皇之前(前246年)，开始把《石鼓文》认为是秦国所作，明人杨慎附和此说，全祖望也说不出秦前。

北宋末南宋初的董逌和程大昌，则认为是成王时（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）所作。金代马定国从字画考证，认为是宇文周(557-581年)时物，明代的焦竑和顾亭林附和其说。

近人罗振玉在其 《石鼓考释》中，认为是秦文公时(前765-前716年)所作。马叙伦在《石鼓疏记》中，根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中的历史和地理情况，也主张是秦文公时物。郭沫若考证认为是秦襄公八年(前 770年)。而唐兰则认为是秦灵公三年(前422年)作。近年《书法》发表陈质清的文章，认为是刻于秦惠文王三年(前296年)始嗣王位以后。真是众说纷纭，聚讼不休。

从发展的情况看，主张成王时和宇文周时的说法，早已不为人信。从近现代的考证来看，也很少有人再提宣王时的说法，多倾向于属秦国文字。但从襄公八年到始皇之前，中间就是五百多年，究属何时，未见定论。

如果从书法的眼光来看，有人认为宣王时《虢季子白盘》的铭文，与《石鼓文》相近。如果仔细对照，就可以看出两者的结体，字上部的转折有相似处，但从字的下部看，《石鼓文》的转折方中见圆，而《虢季子白盘》铭文的转折为圆形，显然是有差别。在《虢季子白盘》以前的金文，更找不到与石鼓相近的书法。和西周早期的金文比较，就更不待言了。

在金文中和《石鼓文》字形真正相同的，正是秦景公时(前 576-前537年)所作的《秦公簋》的铭文。把《秦公簋》铭文和《石鼓文》中相同的字，或者是相同的偏旁来对比的话，大部分如出一人之手，少部分稍有差别。从这一事实，可以做出两方面的推断，一是两者有师承关系，我们现在临碑帖，可以临古人的，而当时还没有捶拓的条件，也不可能对着铜器去习字，只有师承关系，才能临习某人的字。另一方面也不能排斥是出于一人之手，同一人书写，不同的年龄或不同的刻工都会有不同的效果，何况一是铸铜，一为刻石，制作工艺不同，自然也会出现差别。当然仅凭这些还不应该贸然做出结论，但是《石鼓文》为秦刻石是可以肯定的。其刻制的时间，应和《秦公簋》的年代或前或后，相差不会太远。

《石鼓文》的书法艺术，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优秀传统，开启了小篆发展的道路，诚然是书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。

注释

① 《岣嵝碑》，传说在衡山祝融峰一山洞内。存篆文七十七字，归称夏碑，实不足征信。

② 《延陵季扎墓碑》，原石佚。在江苏丹阳县延陵季子庙中，有唐大历十四年重刻者。篆书“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”十字。传为孔子书，不足信。

③ 《比干墓题字》在河南汲县。隶书四字，传为孔子书，宋秦观以为是唐人笔。

④ 《周穆王刻石》亦称《坛山刻石》，在赞皇县坛山，篆书“吉日癸巳”四字，伪刻。

⑤ 鸾翔凤翥，《禽经》凤翥鸾举百羽从之。

⑥ 珊瑚碧树，《西都赋》珊瑚碧树，周阿而生。

⑦ 金绳，《后汉书祭祀志注》封禅仪曰，以金为绳，以石为检。

⑧ 古鼎跃水，《史祀·封禅书》宋太邱社亡，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。《水经注》周显王四十二年，九鼎沦没泗渊，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，始皇自以德合三代，大喜，使数千人没水系而行之，未出，龙齒齧断其系。

⑨ 龙腾梭，《晋书·陶侃传》侃少时渔于雷泽，网得一织梭，以挂于壁，有顷雷雨，自化为龙而去。

⑩ 郜鼎，《左传》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 。

⑪鷇鹁，音蔻伯（kòubó）。未孚者曰卵，生哺曰鷇；鹁通拔。近似哺育之意。

⑫孔壁古文，或称《壁中书》。《说文解字叙》“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《礼祀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”，晋人谓之《蝌蚪文》。